究老头

1980年3月，盛铁根和他的合伙人李菊林从海南定安贩运到湘潭的槟榔是通过邻近定安的屯昌邮局邮寄的。李菊林比盛铁根年长4岁，是湘潭槟榔的世家子弟，早在1974年前后，李菊林即遮遮掩掩地开始了槟榔的买卖。

“第一次拿回来的槟榔我就吃了大亏。”盛铁根说，“三月份烤的槟榔比较老，看起来比较干，但是里面还有水分。邮局邮寄的时间很长，要18天才到湘潭。再加上它的包装是棉布袋，满满一袋的槟榔，倒来倒去，温度很高，到湘潭后打开一看，大多数槟榔长毛起霉了。”

“吃了大亏”的这批槟榔，一共是800市斤。当时槟榔干果在海南定安的市价是9块钱一斤，在湘潭是15块钱一斤。邮寄费用是每斤8毛钱。

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做槟榔生意，没办法像盛铁根、李菊林那样开到介绍信通过邮局邮寄的，大多是自己拎两个袋子把槟榔拎回来。

从海口到对岸湛江的轮渡，那时候规定每人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15公斤。

“不能多带，多带就会没收，最多最多实际上只能超过最高限重5公斤，也就是最多只能带20公斤。”

拎两袋子槟榔，到坐轮渡了，还要临时找个没带行李的过渡客，把其中一袋槟榔算作本来是空手的别人的行李。

30公斤槟榔，卖出去是900块钱，除去进价540块钱，除去来回车船及住宿费用100块钱左右，30公斤槟榔还可以赚200多块钱。

“一个礼拜的事情。”盛铁根说。

“一个礼拜”是指当时往返一趟海南进槟榔的时间。

很多人因此而致富。当时，大多数人的工资每个月50块钱不到。去海南一趟，便接近普通工薪族5个月的工资。

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槟榔在内的各种物品的限量分配，其实是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的，所以，一旦可以不再限量，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消费能力去消费时，包括槟榔在内的各种食杂品的消费迅速提高，这也便是大小槟榔商如过江之鲫的原因。

即便如此，在1980年代初，每天嚼食三片槟榔，就已经很奢侈了，“当时大多数是一毛或两毛或三毛一片的，最高的是五毛钱一片。”

五毛钱一片的是一种被叫做究老头的槟榔、“每簇槟榔大概有200颗，其中究老头不超过10颗。”盛铁根说，“究老头的槟榔纤维比较细，它生长在背阴的那一边。它的纹路收拢得比较好，槟榔碱的含量比较高。”

盛铁根拿西瓜打比方，“同一根藤上的西瓜，它的味道也是有差别的，究老头就是同一根藤上的最甜的那个西瓜。”